朱丽霞：中国共产党文化自觉的生成逻辑——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中心

自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论断以来，“两个结合”日渐成为学界讨论和研究的一个理论热点。有的论者将“两个结合”分别理解为“实际应用层面上的结合”和“思想文化层面上的结合”(1)，这种看法有待商榷，因为这是把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放在了同一层级。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非同一层级的内容，更准确地说，它们之间是一种前者包含后者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就包含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维度。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2)这里，对“两个结合”的“深刻认识”集中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高度文化自觉。而对这种高度文化自觉生成逻辑的揭示，恰恰是以往研究者们相对忽视的内容。有鉴于此，本文将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视角，从理论、历史与现实三个不同维度阐述中国共产党文化自觉的生成逻辑。

一、中国共产党文化自觉生成的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想由来

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想由来，在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重视把马克思主义同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对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积极扬弃，它超越了狭隘的民族界限，同时也要与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相结合以获得其民族化形式。

(一)传统与创新：马克思主义是对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积极扬弃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结道：“马克思为创立科学理论体系，..不仅深入了解和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知识，而且深入了解和研究各种自然科学知识，努力从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中汲取养料。”(3)马克思主义从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中汲取思想资源，并最终以“科学理论体系”的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4)。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普遍认为，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有机统一，它们分别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这一“经典框架”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所普遍接受。

但现今流行的研究越来越有打破这一“经典框架”的趋势。在西方学术界，一种流行的观点就是：除了“经典框架”所说的三大理论来源之外，应该将马克思的思想来源置于整个西方哲学史中加以考察。中国学术界也注意到了西方的这种研究趋势。譬如，赵敦华认为，相较“经典框架”显性或直接的一面，将马克思思想来源置于整个西方哲学史中加以把握的解释模式揭示了“马克思哲学的隐性的、间接的历史来源”，这“是必要的和重要的”。(6)事实上，马克思早期为撰写《博士论文》所作的关于古希腊自然哲学的文献梳理工作(7)，中期撰写《资本论》所运用的大量统计数字和田野调查材料，晚年写下的数量庞大的历史学、人类学、数学等学科笔记，都表明将马克思的思想来源置于整个西方哲学史中加以考察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可以说，如果不是对历史上众多优秀文化成果的批判性吸收，是不会出现我们所熟知的那个马克思的。正如列宁在评价马克思时所说的那样，“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有批判地重新加以探讨，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8)

列宁继承了马克思“从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中汲取养料”的传统。他撰写的《哲学笔记》《土地问题笔记》《《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准备材料》《《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1844—1883年)>提要》以及所作的各种文献批注等等，无一不是对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有批判地重新加以探讨”的结果。这些既有他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著中提炼的思想精粹，又有他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对一切非马克思主义文献加以批判性探讨所总结的经验材料。譬如，列宁在撰写《《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1844—1883年)>提要》时就把注意力集中于辩证法，并认为整个“提要”的核心思想就是辩证法；在《哲学笔记》中，他对黑格尔《逻辑学》一书作了摘要，并提出了“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9)三者一致的创新思想。这些重要的“文明成果”不仅为列宁发展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提供了思想资源，还为他揭示帝国主义的社会矛盾、批判第二国际领袖们的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提供了思想武器。

(二)特殊与一般：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及对时代精神的把握

诞生于19世纪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显著的民族特性，又超越了狭隘的民族界限。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表现在，马克思“从德国的现状[status quo]本身出发”(10)，对作为德国官方哲学的黑格尔法哲学予以了彻底扬弃。事实上，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扬弃具有更广泛的哲学意义。马克思在揭露和批判黑格尔头足倒置的唯心主义世界观中，确立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批判和揭露黑格尔辩证法的泛逻辑主义方法缺陷中，走向了在事物自身的发展中揭示事物发展逻辑的唯物主义辩证法道路；在批判和揭露黑格尔自由观的虚幻性中，确立了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建立新哲学的任务。(11)从对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的批判，到世界观、方法论、历史观的三维转向，马克思主义由具有德国民族形式的思想学说上升为把握时代精神、反映人类历史发展要求、表达全人类共同价值诉求的世界性思想。(12)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是整个人类精神的精华。

(三)教条与方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其他民族的文化传统相结合以获得其民族化形式

自诞生之日起，马克思主义便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世界化的进程，实际上就是其作为一般性、普遍性原理同各国民族特点相结合的进程。正如恩格斯所说，对《共产党宣言》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3)。而一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得正确”，就可以对“实际的应用”忽略不计。(14)这正是马克思极度排斥的。“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15)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世界观“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6)。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复强调的。列宁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传统，他在《我们的纲领》中指出：马克思的理论不是一成不变或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对于俄国的“实际生活”来说，“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17)列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俄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俄国获得了一定的民族形式，为指导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也为世界不同国家和民族推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指明了方向。

二、中国共产党文化自觉生成的历史逻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演进历程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自觉意识的形成，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紧密相连，经历了一个“文化批评一文化反省一文化自觉一文化自信”的演进历程。

(一)文化批评(18):“打破封建思想的桎梏”

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之际，便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1919年，李大钊意识到“问题”与“主义”具有不可分割性。他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表示，“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19)此时，李大钊已接受马克思主义，这段论述也可被视为他对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实际的运动”的看法。1920年，青年毛泽东在致友人的信中表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个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实地的调查，及研究”(20)。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的永恒命题。

尽管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意识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但这个结合中缺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维度。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总结道：“五四运动前后，我国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和革命青年，在追求工真埋中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勇于打破封建思想的栓梏，猛烈冲击了儿千年来的封建旧礼教、旧道德、旧思想、旧文化。”(21)“勇于打破”和“猛烈冲击”，表明了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革命青年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其中又以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和李大钊的批判态度最为典型。五四运动前，陈独秀的废除孔教(22)和李大钊的涤荡“静的文明”(23)的激进态度，印证了梁漱溟的评价。梁漱溟说，在批判传统方面，只有《新青年》一班人“才算主张西方化主张到家”(24)。

即便由激进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后，陈、李二人批判传统的立场仍在延续。1920年，陈独秀在《基督教与中国人》中痛斥当时中国社会麻不不仁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中华文化中“缺少美的、宗教的纯情感”，不仅伦理道义离开了情感，就连以表现情感为主的文学“也大部分离了情感”，“这正是中国人堕落底根由”。(25)1922年，李大钊在《今与古》一文中表现出强烈的“古不如今”的倾向。他尽管承认古人的“天才创造”“固有我们不能及的地方”，但也认为我们不必因此而“怀古”。他说，“现在中国国势糟到”“须要改造”的境地，但也“不要学张勋因怀古而复辟，要拿新的来改造”。(26)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儒家思想的排斥，与其作为旧的意识形态不能指导中国走向现代化不无关系。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他们更倾心于西方的先进文化。在指导中国走向现代化方面，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是必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全面抛弃传统文化，而是要对其中的精华和糟粕加以甄别，取精用宏，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创造条件。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做得显然不够。但不容否定的是，这一阶段所呈现的文化认同危机为下一阶段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觉醒作了思想准备。

(二)文化反省：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珍贵遗产

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问题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试图侵占中国的野心充分暴露，这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与之相伴的是中国人民民族意识的深度觉醒。在民族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口，国人对“个人自由”(27)的追逐有让位于“国家自由”的趋势。

以爱国青年学生发起的声势浩大的“一二九”运动为开端，抗日救亡运动最终发展成全民性的爱国运动。正如毛泽东所说，“一二九”运动产生的积极结果，就是“全国人民的觉悟”。(28)这一趋势或现象，是对孙中山民权主义思想中所包含的必须牺牲“个人自由”才能获得“国家自由”观念的具体实现。(29)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地继承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也继承了他包括三民主义在内的精神遗产。由此，本无必然的历史联系的社会主义和三民主义，在力争“国家自由”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社会主义和三民主义的“合流”，不仅反映了“个人自由”让位于“国家自由”的思想趋向，还纠正了过去简单否定传统文化的片面性。1936年9月，《哲学的国防动员》一文呼吁，“应该发动一个大规模的新启蒙运动”(30)。随后，艾思奇、胡绳、张申府、何干之等人分别发表《中国目前的文化运动》《启蒙运动》《五四纪念与新启蒙运动》《新启蒙运动与哲学家》等系列文章，响应与支持“新启蒙运动”。他们有着一致的主张，即认为新启蒙运动是五四以来更广阔、更深入的第二次新文化运动。从某种意义来说，新启蒙运动是对新文化运动的文化反省，因为新启蒙运动绝不是“无条件地回复到五四文化运动的阶段”(31)，而是意在“推进前一阶段的未了的工作”(32)。这种文化反省还表现在对传统文化时代价值的重新估量上。艾思奇说：“现在是要集中一切有爱国主义的文化成果，不管是旧的也好，新的也好，一致地去要发挥对付外敌的作用，而不单是在目己内部做反封建的工作了。”(33)张申府说：真正的新文化运动，“所要造的文化不应该只是毁弃中国传统文化，而接受外来西洋文化，当然更不应该是固守中华文化，而拒斥西洋文化；乃应该是各种现有文化的一种辩证的或有机的综合。”(34)这种推崇发扬民族主体精神、综合中西文化之长、创造出新的中华文化的主张，在方法上不是一种折衷的调和，而是在对古今中西文化进行科学分析、自主选择的基础上进行的辩证的综合。

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对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遗产”予以重新估量，表示要总结和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珍贵遗产。(35)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意识的觉醒。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是从传统文化中发展而来的，前后之间有着天然而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看不见这一点，便无法认识新文化自身所独具的“民族形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36)。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克服了早期片面否定中华传统文化继而“隔断历史”的缺陷，自觉肩负起接续优秀文化传统的历史使命，使传统文化在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中重焕生机。

(三)文化自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继承历史传统”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拨乱反正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迎来了新的契机。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关于文化工作，毛泽东“提出过许多具有长远意义的重要思想”,其中就包括“关于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实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37)这为改革开放新时期如何处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指明了方向。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38)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将为“中国文明的复兴”提供思想资源。此后，在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报告中，“立足中国现实，继承民族文化优秀传统，吸取外国文化有益成果，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39),“引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40)被摆在突出地位。上述表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自觉地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思想资源。他们虽未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论断，但其思想中已明确包含了这层意思，这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正式提出作了理论准备。

(四)文化自信：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首次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论断。2014年9月，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41)由这段论述可见，中国具体实际中包含了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维度。2018年，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指出：“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42)2021年，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43)。2022年10月，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把“两个结合”作为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百年历程所得到的深刻认识和宝贵经验，并进一步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44)习近平在不同时期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表述，呈现出清晰化和具体化的特点，这实际上是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

总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囿于特定历史任务、历史阶段、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深层次的因素，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早期进程中尚未得到普遍的、清醒的、自觉的彰显。随着中国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维度进入中国共产党人的视野之中。在历经曲折发展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自觉意识不断增强，在党的十八大以来被提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三、中国共产党文化自觉生成的现实逻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时代考量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仅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在要求，还是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必然选择，更是助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根本途径。

(一)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要植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沃土，必须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使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继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贺麟曾指出：“文化乃人类的公产，为人人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45)但不同民族和国家的社会生活有其独立性，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历史文化传统也各有特点。绵延数千年之久的中华文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富滋养。”(46)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因此，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47)。中国共产党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飞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自觉意识不断强化。习近平关于文化及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是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自觉意识的集中反映。其中，关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统筹布局，背后暗合的是举国同心的中华传统文化特质，体现了局部与整体、弱势与优势相互转化的辩证逻辑；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初心使命，是对“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等中华传统治国理政思想的阐释和发扬；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观，暗合的是“天人合—”“道法自然”的中华文化传统，体现了党中央将生态环境治理同国家、民族、世界的前途和命运紧密联系的总体思维和历史思维；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反映的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和而不同”的和平发展之道，是对西方文明倡导的以资本逻辑为中轴的单一性世界格局的话语重构。这些思想和观念已经构成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

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启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这既是一个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征程，也是不断虽化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征程。习近平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48)充分挖掘和汲取这些烙刻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身上的文化基因，不仅能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化解各种风险和挑战提供有益借鉴，还能进一步彰显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说服力。

(二)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必然选择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49)也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是晋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进程，既遵循了世界现代化一股规律，也具有中国特色。这里所谈到的“中国特色”,就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维度。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首先用小康来诠释中国式现代化”(50),”小康’这个概念，就出自《礼记礼运》,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追求的理想社会状态。使用‘小康”这个概念来确立中国的发展目标，既符合中国发展实际，也容易得到最广大人民理解和支持”(51)。中国共产党将“小康”概念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目标联系起来，一方面是基于对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同科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52) 准确判断，另一方面则是基于对现代化建设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日益增强和坚定的理论自信。围绕“小康”概念，中国共产党又相继提出了“总体达到小康水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中国式现代化的奋斗目标。

从中国式现代化彰显的文化底蕴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不可忽视的理论资源。正如习近平强调：“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53)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提供精神内核的同时，中国式现代化也持续激活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那些“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54)在新时代焕发生机。可见，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并不是所谓“中国模式”的他者镜像(55),而是彰显自身文化底蕴的自主选择，它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致力于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展现民族特色。

(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助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根本途径

习近平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56)。用马克思主义改铸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57)的方面，赋予其核心内容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当代价值，是强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自觉意识，继而助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根本途径。而中华文化为其他国家和民族提供“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58)的过程，本身就是其走向世界的过程。

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程度，取决于反映其立场、智慧、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吸引力。现代化所实现的空前的自然人化过程，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创造和积累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与之相伴的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种种矛盾所构成的现代化问题，正逐步压缩或制约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物欲追求著华无度，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社会诚信不断消减，伦理道德每况愈下，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等等”(59),是对包括中华民族在内的世界各族人民所面临的现代化问题的概括和总结。解决这些难题，既要充分运用和发挥当代文明的智慧和力量，又要善于挖掘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力量。习近平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关于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关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关于俭约自守、力戒者华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关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思想，等等。”(60)在当代中华文化形象的塑造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对这些富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文化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正是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继而推动其走向世界的重要切入点。例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一带一路”倡议，就充分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的解决当代人类面临难题的重要启示，已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积极响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座巨大的思想宝库，有待运用马克思主义作进一步的挖掘和改铸，以崭新的面貌走向世界，继续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江汉论坛》2023年第6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