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创新转化：以青年文化为中心的视角转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创新转化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两个大局”的分析不仅能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在当前转化的局限性，认清旧有发展动能后继乏力所带来的阻碍；还能窥探其未来创新转化的趋向性，探寻到如何创新转化的方法论。真正的关键就在于：从传统中发掘出与时代接轨的内容，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相协调，并将传统接引回现代生活使之拥有充满生命力的新动力与新接口。恰恰是在与社会文化的联动中，青年文化常以推动社会文化变革的创造者、接受者、传播者的身份出现，广泛地影响着社会的思想文化氛围。这昭示了青年文化所释放出的创新活力是助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创新转化的动力所在。将青年文化作为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创新转化的新视角，有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凭借崭新面貌而破局突围，为突破原先文化资源研究理论“套用困境”提供另一种维度。

一、青年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创新转化的逻辑起点

西方青年文化理论主要侧重于阐释工人阶级青年是如何通过“抵抗”“反收编”的系列行为破除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以及对资产阶级支配文化的“反支配”。而在中国视域下的青年文化既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又涵括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中国式青年文化从未同主流文化形成鲜明的对抗冲突，更不存在诸如国外披头士青年、越轨青年等体现出的鲜明破坏性的“反文化”色彩，大体上是和合发展、平行而动，尤其是近几年出现的以“自干五”“小粉红”“爱国党”等为代表的年轻人正成为主流文

化的“护卫军”(1)。总之，中国青年文化同国外青年文化相比有着本质区别，具有显著中国特色的发展脉络与表现特质。研究青年文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创新转化，更需要坚持中国立场，在中国化场域中进行。

(一)青年文化的中国出场

青年在整个社会运行机制中一直充当着特定社会文化的创造主体，这种特定的社会文化即青年文化。“青年文化”一词最早出现在西方的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国外针对青年文化的研究主要围绕青年亚文化而展开，其理论来源大致可被分为功能主义、冲突理论、符号互动主义理论等，较为典型的如芝加哥学派的青年越轨文化，伯明翰学派的青年流行文化与青年大众文化，后亚文化研究中以“新部落”“场景”“文化资本”“媒介理论”对青年文化进行解读与审视[1](p178-184+188)。国内的青年文化研究则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它既承接了国外的研究理论，又根据国情而生发了新的范式，主要从政治学原理、文化艺术视角、传播学科与社会学现象及本质挖掘等方面着手[2](p1-6)。总体而言，关于青年文化的研究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青年文化是青年人将他们自身从他们通过符号体系、话语风格、行为实践所感受到的成人文化当中分离出来的种种方式”[3](p201-228)。它既是一种集中反映青年群体的形态文化，又是根据各个时期青年群体的表现及相关现象而被归纳出来的文化集合。

回溯中国历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不论是在五四运动还是后来的抗日战争中，青年文化基本以“革命斗争”的“革命青年”作为主要文化形态而出现[4](p110-123)。到了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对“左”倾思潮的反思和社会的转型，青年文化主要以“呐喊抗争”的“愤怒青年”作为文化形态而出现。20世纪90年代，经济体制转轨，贫富分化出现，青年文化主要以“调侃讽喻”的“顽主青年”作为文化形态而出现。在21世纪初，随着初代互联网技术的诞生与传播以及西方各大思潮的涌入，青年文化主要以“戏谑嘲弄”的“无厘头青年”作为文化形态而出现[5](p83-91)。但随着全球化和信息社会的到来，新兴技术的广泛应用和互联网社会的强势崛起，这个时期的社会也演变成复杂交织的“加速社会”,社会各类要素及资源会以加速的方式而流转、流通。这表明人们只要持续性地保持速度优势，就能够拥有获取更多资源和资本的机会，在后续竞争中取得领先地位和进一步实现美好生活。正如罗萨所言，“整个现代化社会就是一个巨变的加速社会，人们不得不在加速中被迫竞争”[6](p10-11)。整个文化生产逻辑和整体文化生态环境的变革，青年文化的语境也随之发生改变

加速社会中的青年在拥有更高眼界、更广平台、更多机遇的同时，也因其掌握社会资源的有限性而生发面对社会竞争加速的无奈感。正是这种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和自身能力的局限性，让青年产生剥夺感和焦虑感，将其置于“趋避型冲突”中，即一方面感到手足无措，另一方面又跃跃欲试。所以越来越多的青年选择“丧系青年”“佛系青年”“躺平青年”“斜杠青年”“锦鲤青年”“数字青年”等多元化面貌而进行自我建构。这就意味着，青年文化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语境中与纷繁复杂的文化集合互相掺杂交织，很难再有单一的且具备统领性的文化形态。但不得不承认，无论外在的描述词汇、特征风格如何变化，其产生与现实社会结构和文化根源紧密相关，本质上都一脉相承，仍然是青年自我意识的不断放大，强力宣示“我思故我在”[7](p146-152+164)。故如今青年文化的新型文化形态可以用“自我型”(1)一言而蔽之。

(二)青年文化的当代特质

青年对新文化、新观念、新技术有着天然的敏感性，在与社会文化的联系中，常以推动社会文化变革的创造者、接受者、传播者的身份出现。尤其是新时代的巨大变迁极大地推进了青年文化的多样化发展，青年文化广泛地影响着社会的思想文化氛围，导致当代青年文化具有了独树一帜的功能特质。

青年文化是一种认同文化。时代、民族、经济、政治等社会因素是孕育青年文化的母体，青年文化必然会继承社会主体文化的方向，青年文化与社会主体文化之间由此相通。同时青年文化的发展也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某种青年文化形象的识别与确认，提供了整体框架性的价值判断和身份规定。因此青年文化会表现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倡导的价值观和生活观念极为认可和信任[8](p10)。青年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信服与依恋，成为传统文化向青年文化延伸、发展的基础，如“国风”“国潮”广泛在青年群体中流行就是力证。

青年文化是一种反哺文化。“反哺文化”主要指社会正发生急剧变革和加速流动，固有的且相对平衡的文化结构和文化内容正在被某种新生力量所打破，而处在原有文化秩序中的群体不得不尝试向新文化代表群体学习和寻求接纳的过程[9](p22-26),体现着青年文化对成人文化起到的积极作用以及家庭内部和代际文化传承的路径转向。故青年文化的反哺功能“改变了传统社会父为子纲的代际传承法则，翻转了社会化主客体之间的角色作用，体现了青年历史地位的改变、青年与国家和社会之间互动模式的发展”[10](p113-119)。青年文化的反哺文化也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桥梁，创新了文化的本体表达，建构了新的文化记忆。

青年文化是一种导进文化。导进是对社会原有格局的引导、突破、更新和前进。青年一代人在文化反哺及文化承继的基础上，用新的观点、思想等特质融入文化之中，赋予文化新的内涵。青年文化把握了社会文化重新焕发生气的“密钥”,找准了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契合点，蕴含着革故鼎新、除旧布新、趋时拓新的生命因子，其文化导进功能是富有创造力、想象力和时代性的本质体现。总之，青年文化不断推动着社会和文化的变革，使其在新时代语境下焕发了新的生命力。

二、青年文化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创新转化的强劲动力

青年文化所展现出的开放性、创新性、趣缘性特质和独特的文化反哺、文化创造、文化导进功能，正成为一股“无法忽视的力量”[11](p62)。青年文化正以新锐潮流的姿态活跃在时代最前沿，并以“主人翁”的身份角色有意识地承继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精神内涵，借助新生符码、新兴媒介全新演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表现形式和消费业态。青年文化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创新转化提供了强劲的内生动力。

(一)青年文化创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内涵价值

青年文化一如既往地保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尊重与敬仰的同时，又在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养分基础上与时俱进。它充分利用自身文化优势，发挥主体能动性，通过文化实践和文化创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中不合时宜的陈旧因素加以改造，并不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根传的价值本色，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在新时代中被赋予更多的青春表达，散发着朝气蓬勃的时代底蕴。

一方面，面对古老悠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若不具备专业素养和时空理解能力，往往会觉得这些资源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入，而青年文化能够不断地创生文化符号并向社会进行文化输入。比如青年文化中的“转发锦鲤”现象就是从历史典故“鲤鱼跳龙门”中生发出的“求好运心理”,青年文化热衷的“国潮”乃是从传统器物、风俗民艺中拼贴出的“中国风”审美元素。通过青年文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内涵价值的传承与创新，可以形成特有的文化形态来补充、丰富社会主流文化，它既顺应了一元主导、多元共存的文化格局新态势，又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更具有朝气和活力，从而彰显时代特色与价值。

另一方面，网络社会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激活了青年群体在网络空间的“主人翁意识”并令其在代际互动中掌握了更多“话语权资本”及信息传播流通的主动权。于是，青年文化屡以“后喻文化”作为标榜而扮演着“文化反哺”的角色，主动担当“主人翁”有意识地承继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精神内涵，并对其固有的内涵价值作出了全新演绎。最为瞩目的是青年文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中“家国情怀”内涵价值的创新，彰显着“责任意识”和“团结奋斗”的时代担当。2022年4月21日，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白皮书就全方位肯定了新时代中国青年勇挑重担、堪当大任，在急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在社会文明建设中引风气之先。

(二)青年文化创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表现形式

网络社会所引起的宏观文化生态环境的变革，同样在微观上对青年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青年文化以前所未有的活跃姿态参与到更多、更广的文化系统建构之中，乃至成为以互联网为主体的文化系统中最重要的生产和传播主体。青年文化创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表现形式也就在情理之中。

青年文化中的新生符码衍生了表现形式创新。青年文化追求“既新又快”的特点，促生了青年文化的符码表达更追求突出的形式色彩、鲜明的个性差异、强烈的艺术吸引、与众不同的新奇体验。当青年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发生碰撞时，前者的符码特征自然而然地就引起了后者的表现形式变化，创新也就随之发生。特别是在融媒体效应的智媒时代中，符码不再是某一种单一文本形式，而更多地体现着单维向多维转型的多模态符码效应。以文字+表情、影像、声音、图片的搭配随着5G、VR、AR的发展频频出现在更多场景[12](p106-

112+19)。在青年文化的推动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无论是在表现方式、内容表达能力还是文本撰写渠道上，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创新与变异，呈现出智媒时代多模态特征。

青年文化中的新兴媒介催生了表现形式创新。伴随互联网的发展，大量互联网媒介与之伴生，更多的技术和平台被不断开发和应用，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青年文化会如此热衷新兴媒介，又会以内在互动的形式投射在媒介实践中[13](p14-1+22)。掌握这些新兴技术的青年文化不再受制于或拘泥于某一种单一的媒介，而是通过糅合文字、视像和声音等多媒介方式投身于文化的生产及传播中[14](p6)。这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表现形式提供了多元创新思路，也调动了受众更多的感官模式，实实在在地影响着它的创新表达。青年文化新兴媒介与传统文化的融合互通，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得以具象化传播进入高质量的市场化竞争中，更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活起来”迈向了“火起来”的新阶段。

(三)青年文化创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消费业态

青年作为数字化时代的原住民和主要人群，青年文化消费在数字化时代呈现出的新特点和其背后所蕴藏的巨大消费能力、消费趋势、消费愿景，而被学界统称为“Z世代文化消费”。特别是当前扩大内需战略下，面对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境外消费需求增长乏力，文化消费回归本土的趋势15(p105-112),青年文化所带来的消费创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消费业态的创新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也迫切需要青年文化注入新鲜血液来刺激“出圈”,重新焕发生机。两者的“双向奔赴”成就了最灿烂的文化消费图景。

青年文化引领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新产品消费。青年逐渐引领物质消费和文化娱乐消费的“正能量”,从而促生出一种带有正面价值指向和理想维度的“新型”青年文化[16](p90-100)。这种“新型”青年文化不再随意被裹挟进日韩文化、欧美文化，反而对于传统服饰、古典乐器、传统舞蹈、传统美食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表现出极为浓厚的兴趣，形成了“古风审美”“服章之美”的新浪潮。《2021新青年国货消费研究报告》显示，在这股浪潮之下，大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被开发成“国货”“国潮”而受到极高的期待与偏好，国产网文、国产综艺、国产电影、国产游戏等以“国”字命名的文化产品也被大家争相追捧与购买[17]。

青年文化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新场景消费。受到青年文化消费方式转变和青年文化“传统热”的双重影响，越来越多的地区和商业开始借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作为主打元素、主要品牌来规划和营造消费场景。既有利用品牌+属地文化的方式，如武汉“知音号”项目，成都宽窄巷子文化街区；又有利用购物中心+传统文化的方式，如在城市的购物中心、CBD商业区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以话剧表演、相声为主打内容的小剧场。以此组建的青年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亲密场景，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在消费领域的创新转化更为合理也更具温度。

三、青年文化助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创新转化的因应策略

不断勃兴的青年文化逐渐走向社会的各个领域，并作为当前文化产业发展的“主流”身份而参与到文化生产、文化流通、文化消费的各项活动中。正是青年文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所赋予的创新价值及意义，学界、业界都不约而同地认为“要在新时代讲好

青年故事”[18]。从根本上讲，青年文化助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创新转化，不是单方面强调青年文化的“绝对作用”,而是在充分理解、重视青年文化价值和把握、规制青年文化意识形态的基础上，以构建“文化共同体”的导向、以青年喜闻乐见的方式、以青年文化的中国式内涵，从另一种维度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创新创造活力。

(一)构筑青年文化认同的开发策略

青年文化助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创新转化，旨在将青年文化视作“开发指南”,并于资源开发策略总体性原则中和文化产品生产全过程中贴近青年文化认同。

第一，巧借青年文化话语风格进行创意开发。纵观青年文化的话语现象，层出不穷的语言梗现象、表情包、网络流行语无不体现着青年文化话语体系天翻地覆的变化，且会随着时代发展继续演变。故需要动态把握当前青年文化话语风格的脉络变迁，恰当运用青年文化话语风格的内在特点和青年文化话语符号的流行热点，找到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符号元素契合之处，以青年较为熟悉或相近的话语风格来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如故宫博物院就找准了青年文化中的“萌化”风格，这类注入“萌文化”基因的文创产品广受好评，其销售额一年就超10亿元[19]。

第二，善用青年文化场景诉求优化空间开发。青年文化极力追求场景的既视感和场景带来的情绪适配，以期满足他们内心的“陪伴”需要和“社交”需求。这就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在具体场景营造中要通过增强场景空间的情绪适配，优化场景空间的感知细节，并注重场景空间的叠层效应，进而提升青年文化的空间体验来提高青年的互动热情和参与场景建设的创造能力，释放青年文化的创新能量，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场景开发成为城市里最熟悉、最留恋的“亲密文化空间”。

第三，呼应青年文化情感共鸣着力内容开发。以青年文化作为助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创新转化的方法论，总体上是要学会把充满历史厚重感的文化资源“披上”青年熟悉且喜爱的“故事外衣”,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的精神内涵同青年文化的情绪价值相呼应。通过平衡二者互动关系，综合运用青年文化的叙事特征，转译“矛盾冲突”的叙事结构等逻辑，顺应青年文化“既想要，又远离”的矛盾心理，采取影视化探索、剧本杀演绎、喜剧化表达、动漫化改编、游戏化呈现等各种青年文化常见叙事方式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开发，从而实现情感共鸣式的资源转化。

(二)融创青年文化潮流的传播策略

青年文化从诞生之日起，就以独立性、引领性、创新性的标识深刻描摹着时代变迁、社会发展、思想变革和科技进步的最潮流面貌[20](p110-111)。它动态地描述并记录了时下青年文化的新潮表现和新锐图景。将“青年文化潮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传播策略相结合，正是把握了两者互相交织而迸发出的合力。

一是发掘青年文化网络红人的强效传播。“网红”文化是青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正恰恰是青年对“网红”群体的分外关注，“网红”才得以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21](p114-119)。把青年文化中的“网红”作为传播意见领袖，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创新转化成果传播范围更广、效能更强、影响更大。值得一提的是，“网红”还可以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文化解说者”,使得原本晦涩难懂、诘屈聲牙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通过现代语言并辅以幽默诙谐、轻松易懂的方式二次呈现，使受众更能跨越传播壁垒和天然障碍。

二是赋能青年文化圈群优势的规模传播。根据青年文化圈群的特征而选取特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并以“IP”形象统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而进行“爆点化”“IP化”改造，凭借青年文化圈群的属性进行精准传播，依托现象事件的爆点进行借位传播，依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特色进行“IP化”传播，能从根本上最大化青年文化的圈群优势，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规模化传播。譬如，中华优秀传统饮食文化资源可以抓住青年“吃货族”,中华优秀传统艺术文化资源可以瞄准青年“汉服圈”“古风圈”等进行传播。

三是释放青年文化“破圈”效能的跨界传播。21世纪的网络社会正转变为分配和竞争注意力的“流量社会”[22(p16-18)。流量社会中，流量重塑了社会生产的渠道和秩序，这使得青年文化格外关注外在形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传播策略就需要不断以技术赋权实现媒介转换，以新潮表达吸引用户流量，通过观察总结当下最流行的青年文化形式，把这些形式改编至自身文化资源中，讲好青年故事，唤起青年关注，从而让流量变为正能量，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加持“破圈”效能完成圈层融合的跨界传播。

(三)满足青年文化需求的消费策略

随着数字化消费时代的到来，衣食住行等方面的消费需求几乎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得到解决[23](p40)。青年作为数字化消费时代的原住民和主要人群，青年文化消费需求在数字化时代也表现出独有的特点：一是超前化、开放化。伴随消费物资供应从“短缺”变得“充足”,青年消费者选择有限商品的时代已然是过去式。青年文化消费面临着更多的选择，这也意味着他们更愿意去尝试一些以前从未体验过的消费，并时常突破一些消费边界和消费理念。二是体验化、个性化。青年有着超乎寻常的追求深度体验的消费观，他们对消费越发挑剔，青年文化消费需求不仅越来越排斥“标准化”“重复化”,更多的是追求体验式的消费方式，而且还喜欢将消费演变为彰显个性和自我定位的一种手段，开始倡导个性化消费。三是多元化、社交化。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青年获取信息的渠道方式更广更多。青年因其兴趣爱好广泛、热衷分享和文化信息来源丰富，在消费内容上呈现出多元化社交化的特点。

特别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加之当今逆全球化的“沉渣泛起”和西方世界制度、文化等方面的弊端充分暴露，使得青年对中国以及对世界多方位的深入了解而具备着极强的民族自信、民族认同和强大的国家自信、坚定的国家信念。青年开始对物质追求消费主义和个人享乐等观念进行自觉反省和批判，对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发扬有了更深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因此，需要充分洞悉青年文化需求，通过凸显“国风”美学的产品消费，融合青年文化多元特质的类型消费，应用青年文化前沿趋势的业态消费，来更好地制定相应的消费策略，实现整体层面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创新转化的消费升级，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结语：青年文化何以可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创新转化的根本遵循。可近年来国内文化资源研究一直难以跳出原有范式，总是在对文化资源现状梳理、问题剖析、对策建议的“三段论”中循环往复，国内文化资源在宏观视域内的研究已然步入瓶颈期。正如学者所言：“若单单受制于形式层面上的对策研究”,就极容易落入只有‘对策”而无‘研究”的境况，最终策论研究难以为继、不可持续。”[24](p487)由此，国内文化资源研究范式面临着从宏观叙事转向中观架构的重要节点。中观架构主要指从受众思维和用户观念出发而进行有的放矢的策论，并放弃原先宏大空洞且无法聚焦的对策。虽然这仍是基于策论研究基础之上的变体，但其逻辑起点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本文选取中国式青年文化，以“从下而上”的视野破除长期以来文化资源领域研究中“从上而下”的固化视角就是基于此种向度。通过总结青年文化的生成脉络、表现特质、时代价值，提炼出具有适用性的一般性规律，并把它作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这一具体文化事象中，进而考察引入青年文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创新转化到底生成了何种意义，又提供了何种方法。

尽管青年文化仍客观存在诸多非理性因素，需要加以规制和引导，但笔者依旧认为，引入青年文化有助于文化资源的理论研究迈过瓶颈期，有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创新转化研究取得全新突破。首先，青年是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中坚群体。青年对新文化、新观念、新技术有着天然的敏感性，在与社会文化的联系中，常以批判、改变、推进社会文化的创造者、接受者、传播者的身份出现。青年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互构过程也是青年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其次，青年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社会精神风貌的发展方向。在我们走向文化强国的过程中，青年文化生动而多姿的样貌深刻地影响着国家的思想文化氛围，青年文化与社会其他文化类型的交织互动、共生融合促进了国内文化大繁荣大发展。最后，青年文化不断赋予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强劲动能。以青年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动力”能够“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处理好文化传统与当今时代的关系”,使之触碰到主流文化无法涵盖或容易忽视的领域，以弥补主流文化“成风化人”未能面面俱到的缺漏，从整体上赋予中华优秀文化资源创新转化的鲜活动力。

更重要的，“人”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体，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客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仅是由人所创造，也是面向人所生产，人是唯一目的与归宿。提出青年文化的新视角，就是把面向宏观的“人”转变为面向微观的具体的“人”,这也深刻体现了党和国家一直坚持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有利于塑造青年主体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担当，有利于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落到实处，有利于牢牢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主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青年作为引风气之先的社会力量，价值追求和精神状态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和民族的走向”[25](p242)。在这种人本取向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创新转化对青年文化的重视将会胜于以往任何时刻。今日之中国，越来越成为世界之中国。党的二十大鲜明指出“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26](p71),立足新的历史方位，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形成团结奋斗、共谋发展的精神纽带，青年文化研究或是未来时期不容小觑的一股力量!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理论月刊》2023年第1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