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有家园】从中华民族整体格局与视野开展我国的民族研究——改革开放初期费孝通反思民族研究的启示

【作者简介】石硕，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央四部委批准设立的“四川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专项研究成果。

【摘要】改革开放初期费孝通对我国民族研究“下一步怎么走”进行了深刻反思。首先，提出“民族研究向前看”“不能再在老资料里翻腾了”。其次，针对过去“按行政区划”和“民族单位”进行民族研究的局面，主张按照“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来进行民族研究。再次，在以“中华民族所在的地域”划分“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基础上，最终提出从中华民族整体格局与视野来开展民族研究的思路。这些反思正是费孝通后来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背景和根由，由此文章也对改革开放后费孝通在民族领域取得重要建树之原因进行了探讨。费孝通反思民族研究提出的诸多见解与认识有丰富的思想内涵，是民族研究领域一笔珍贵的学术遗产，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今天，仍具有重要启示和指导意义。

【关键词】费孝通；民族研究；中华民族；反思

费孝通是改革开放后引领我国民族研究的著名学者。1988年他基于中国民族的整体认识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影响深远，是民族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在学科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费孝通何以能在民族研究领域有如此重大建树？对这一问题学界尽管已有不少研究与讨论，但笔者认为，这与改革开放初期费孝通对中国民族研究的深入反思有极大关系。正是在这一反思中，费孝通开始形成了从中华民族整体格局与视野开展民族研究的观点，此观点直接构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思想内核，成为孕育和滋生后者的种籽。

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发展禁固打破、思想解放和全社会呈现欣欣向荣的时代气象，费孝通的学术与政治生命重新焕发生机。作为20世纪50年代以来率领中央访问团深入西南等少数民族地区慰问走访，组织参与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民族识别等一系列重要民族事项的亲历者，此时费孝通尽管已是年届70的老人，却焕发出惊人活力，在学术思想领域极为活跃，频繁出席各类会议与学术活动，发表诸多关于民族研究的谈话与见解，且笔耕不缀。这些谈话与文章议题广泛，表述风格直白而口语化，却内涵丰富，从中我们不难看到一个清晰的脉络：这就是对过去民族研究的反思和对开拓民族研究新局面的思考与探索。这些反思与探索尽管零零星星反映在各类谈话与文章中，却见解深刻、入木三分、发人深省，实为我国民族研究领域一笔珍贵的学术遗产。迄今，改革开放已过去40年，在我国民族研究取得长足发展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今天，回顾和梳理40年前费孝通反思和开拓我国民族研究新局面的诸多见解与认识，对今天的民族研究仍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从“中华民族”整体格局开展我国的民族研究

细读费孝通1978—1983年间有关中国民族研究的若干谈话与文章，可以清晰看到当时费孝通一直在思考：我国民族研究如何继往开来？下一步如何走？如何开辟民族研究新局面？这些问题始终萦绕于费孝通脑中，也反映在这一时期的诸多谈话和文章中。

费孝通对民族研究下一步怎么走的思考，首先是从总结和检讨前30年我国民族研究开始的。其时，费孝通多次谈到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民族研究工作。1980年12月在国家民委召开的“五种丛书”编写小组讨论发言中，费孝通指出：“首先我认为必须肯定解放后我们在民族研究上曾投入过不少人力和物力，是有收获的。我们积累了不少关于我国少数民族各方面的知识。30年前不知道的事情，现在已经成了中国人民的常识。比如说，过去我们连中国有哪些民族都不清楚，现在我们至少已经知道50多个民族的大体情况，这些知识是得来非易的，是包括今天在座的同志们在内的许许多多科学工作者辛辛苦苦、爬山涉水去调查来的。过去我们在民族研究上组织这样大的队伍，有计划地进行了这样广泛的工作，许多外国朋友也承认是史无前例的。”这是对前30年我国民族研究的客观描述，肯定了在民族调查和基本资料方面的积累，在民族知识方面的丰富与扩大。并说：“从1956年开始，经过几年才初步完成的这一次社会历史调查，参预的科学工作者有数百人，历次大规模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由此可知，费孝通对前30年我国民族调查的空前规模予以高度肯定。

但对民族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根本出发点是“着眼未来”。这在费孝通的谈话中有明确反映：“在过去这30年的后期民族研究工作也发生过一些曲折，十年浩劫中当然更不用说了。这些曲折我认为应当好好总结，牢记教训，以便轻装前进。在座的同志们很多一定会记得，自从50年代后期起，对‘三套丛书’翻来覆去地修改了多少次，把很多人的精力都消耗在‘紧跟’上，当时就有许多人说，越改越没有人要看了。我也有这种感觉。改好了还是改坏了，书都在，将来自会有定论。”费孝通明确提出：“民族研究的重点不再放在实地调查研究上了。此风一开，我认为偏离了正道。”“我的理解是要把我们民族研究的成果清理一下。搞清旧账，好开步向前。我们不能再在老资料里翻腾了。”这里，费孝通明确提出两点：（1）民族研究要“开步向前”；（2）“不能再在老资料里翻腾了”。表明其已清醒认识到，我国民族研究不能再走过去的老路，而是要“搞清旧账，好开步向前”。

早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费孝通就写过一篇《民族研究向前看》的文章，表明产生“民族研究向前看”的认识较早。此文中，费孝通提出中国各民族“要共同繁荣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共同现代化。少数民族地区是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所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段论述说明，从全局与整体来看待少数民族的认识已在费孝通心中酝酿、萌芽。值得一提的是，费孝通这段论述虽寥寥数语，其蕴含的从“共同”与“全国一盘棋”来看待各民族的思想已清晰呈现。这段文字经过提炼，后来成为中国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一个蓝本，成为长期指导我国民族工作的一个基本方针。可见，“民族研究向前看”，是当时费孝通对中国民族研究的一个基本判断。“不能再在老资料里翻腾”等认识，都是在此背景下提出来的。

随着对以往民族研究的反思日益深入，开拓民族研究新局面的意识也愈益强烈，思路也日渐清晰。费孝通在1981年的发言中谈道：

总的说来，我们这一代确是走了很大一步。首先应该肯定这点。我们可以说是从无到有，从很局部很局部，零零星星的，一直到全面的、全国性的调查。这在全世界是少有的，值得自豪的事情。可是我们今后的三十年应该怎么走？我们要为后辈开点路子。

次年，费先生在武汉中南民族学院的民族问题座谈会上又再次谈道：

总之，过去三十年的民族调查工作，我们国家花了钱花了力，各个民族都出了力。我们搞了不少资料，数量很大。可是，……下一步怎么走，我考虑了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停留在以前的水平上。

正是在此背景下，费孝通明确指出过去民族研究存在的两大局限：“过去我们一个省一个省地搞，一个民族一个民族地搞。”所谓“一个省一个省地搞”，即指“按行政区划”进行民族研究的局面。改革开放前，我国民族研究呈现强烈的“按行政区划”进行分割的情况，如当时编写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其中“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就是按行政区划为单位来组织编写的。这样做固然有利于组织、操作，有利于从地方层面把情况搞清楚，但弊端却是逐渐形成了民族研究的地域分割趋势。另外，当时有少数民族的省区，也都设有相应的民族研究机构。这些民族研究机构主要对所属行政区划范围内的民族进行研究，如四川的民族研究所主要研究四川境内少数民族，云南的民族研究所则主要研究云南境内的少数民族，这些现象助推了“按行政区划”分割民族研究的局面。

所谓“一个民族一个民族地搞”，也是改革开放前我国民族研究的普遍情况。例如“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中，《中国少数民族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和《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四套丛书均是按照民族单位，即“一个民族一个民族”来编写的。作为基础性知识和民族资料这是必要的，有其优势和长处，有助于把各个民族的情况搞清楚。但此局面长期延续，却逐渐形成按照“民族单位”进行民族研究模式。很多从事民族研究的学者，大多毕生致力于某一民族的研究，由此也形成了民族研究彼此分割的局面。在当时条件下，作为民族研究的奠基阶段，这有其必要性与合理性。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新形势、新机遇，从“民族研究向前看”和进一步开拓民族研究新局面的需要，费孝通认为这种画地为牢、按民族单位研究民族的局限性逐渐显露，指出：“过去的民族研究是按民族的单位孤立起来，分别一个一个研究，在方法上固然有其长处，但是也有它的局限性。”

很显然，无论是“一个省一个省地搞”，还是“一个民族一个民族地搞”，尽管有其长处和一定合理性，但久而久之，却让人“见树木不见森林”，导致对中国民族的整体视野、认识与研究的逐渐弱化。这种局面的长期持续，无疑会对我国民族研究的健康和长远发展带来很大负面影响和损害。正是在这一深刻洞察与总结基础上，针对以往民族研究的局限性，费孝通提出了一个破解方案，即“按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来进行研究”。费孝通对这个方案与思路作了如下阐述：

过去我们一个省一个省地搞，一个民族一个民族地搞。而中国少数民族有它的特点，就是相互关系深得很，分都分不开。……而民族与民族之间分开来研究，很难把情况真正了解清楚。我主张最好是按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来进行研究。

什么是“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为什么要按照“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来进行中国的民族研究？费孝通在《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一文中进一步阐述：

从宏观的研究说来，中华民族所在的地域至少可以大体分成北部草原地区，东北角的高山森林区，西南角的青藏高原，藏彝走廊，然后云贵高原，南岭走廊，沿海地区和中原地区。这是全国这个棋盘的格局。我们必须从这个棋盘上的演变来看各个民族的过去和现在的情况，进行微型的调查。

1982年，费先生又对“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中的“走廊地区”作了专门论述：

西北地区还有一条走廊，从甘肃沿丝绸之路到新疆。……上述几个复杂地区：一条西北走廊，一条藏彝走廊，一条南岭走廊，还有一个地区包括东北几省。倘若这样来看，中华民族差不多就有一个全面的概念了。所以，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出来，我们需要一个宏观的、全面的、整体的观念，看中国民族大家庭里的各个成分在历史上是怎样运动的。

以上是费孝通根据“中华民族所在的地域”划分的包括“六大区域”和“三条走廊”的“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这一划分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而这一划分的宗旨是要打破过去按照行政区划进行民族研究的格局。行政区划格局是很晚近才形成的，数千年来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活动与今天的行政区划并无多大关系，而更多是与山脉河流走向、自然生态环境包括气候，包括降雨量、地形单元乃至由自然生态环境所决定的生计方式等因素息息相关。我们不难看到，费孝通所划分“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无论是北部草原地区，东北角的高山森林区，西南角的青藏高原，云贵高原，沿海地区和中原地区这些大的区域，还是藏彝走廊、南岭走廊及河西走廊等走廊地区，均是在自然生态环境及人文地理上具有明显共性的一些区域。

多年前，笔者在《藏彝走廊：一个独具特点的民族区域——谈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藏彝走廊”概念与区域》一文中谈及费孝通提出的“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时，认为此概念与苏维埃民族学派的“历史民族区”的概念有相似之处，后者是指“一个由于共同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长期交往和相互影响而在居民中形成类似文化生活（民族的）特点的人们居住区”。但现在反省起来，两者并不能作简单类比。事实上，费孝通的“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是从宏观格局上分析中国境内中华民族形成的特点和具体情形时提出来的，此概念除包含人文地理，即历史上民族活动的因素外，还明显包含自然生态环境的诸多因素。所以，费孝通提出的“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是从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活动出发，结合地理生态环境特点及由此形成的社会类型与文化传统而划分的民族地理框架，其独创性是不言而喻的，其独特价值在于它符合中国民族分布及特点。

十多年前,笔者在讨论费孝通提出的“藏彝走廊”概念时，曾对“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做过一些梳理和思考。但当时主要关注点是藏彝走廊这一独具价值的“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认为费孝通提出“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并主张以此来进行民族研究，主要意图是打破过去按照行政区划进行民族研究的局面。当时的认识仅此而已。现在回过头来看，这种认识不仅理解不深，流于肤浅，而且对费孝通提出按“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进行民族研究的基本观点缺乏准确认识和整体把握。事实上，从宏观上看，无论是改变“按民族的单位孤立起来”进行民族研究的局面，还是打破按行政区划主张按“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来进行民族研究，乃至将中国“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划分为“六大区域”“三条走廊”，费孝通的出发点和根本意图，归根到底是从中华民族整体格局来开展民族研究。

这一点，在费孝通1978—1983年间的一系列谈话与文章有清晰的表述。如谈到过去“按民族的单位孤立起来”进行民族研究的局面，费孝通明确指出：“一个民族一个民族地研究，写它的历史，不是从一个整体，从中华民族这个整体来看各民族间的往来变动，怎样影响它们的形成、合并和分化。”可见，费孝通认为，“按民族的单位孤立起来”进行民族研究的局面，其最大弊病乃是“不是从一个整体，从中华民族这个整体来看各民族间的往来变动”。这样的研究必然导致见树木而不见森林，见“单一民族”而不见“中华民族”的结果。

费孝通划分“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即“六大区域”“三条走廊”，亦明确说这是基于“中华民族所在的地域”，指出：“这是全国这个棋盘的格局。我们必须从这个棋盘上的演变来看各个民族的过去和现在的情况。”由此不难看到，费孝通将“中华民族所在的地域”划分为“六大区域”“三条走廊”，真正用意是主张从中华民族整体格局与视野来开展民族研究。这在费孝通归纳“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即六大区域和三条走廊时有更清楚的表达：“倘若这样来看，中华民族差不多就有一个全面的概念了。所以，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出来，我们需要一个宏观的、全面的、整体的观念，看中国民族大家庭里的各个成分在历史上是怎样运动的。”可见，从宏观的、全面的、整体的中华民族格局与观念进行民族研究，正是当年费孝通思考民族研究“下一步怎么走”所给出的最终答案。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改革开放初期费孝通在思考我国民族研究如何“继往开来”这一大问题时，并非一下就找到了答案，而是经历了一个不断思考和曲折探索的过程，其思路也是逐步清晰和成熟起来的。大体来说，费孝通对民族研究的反思经历了如下步骤：

第一步，通过对以往民族研究的反思，清楚地意识到民族研究“不能停留在以前的水平上”，因而提出“不能再在老资料里翻腾了”，明确“民族研究向前看”的方向。第二步，针对过去“按行政区划”和“民族单位”进行民族研究的局面，主张按照“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来进行民族研究。第三步，在以“中华民族所在的地域”划分“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基础上，提出要以“中华民族所在的地域”和“全国这个棋盘的格局”来开展民族研究，提出“我们需要一个宏观的、全面的、整体的观念，看中国民族大家庭里的各个成分在历史上是怎样运动的”，最终形成从中华民族整体格局与视野来开展民族研究的总体思路与认识。

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一重要历史转折关头，费孝通在思考中国民族研究“下一步怎么走”，如何“为后辈开点路子”时，首先是从反思民族研究以往的利弊得失开始的，是在“继往”基础思考如何“开来”。故其反思有坚实的方法论基础，紧贴我国民族研究的实际，是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正因为如此，费孝通通过反思所提出的一系列独到见解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是一笔珍贵的学术遗产，对我们今天的民族研究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二、对费孝通理解中国民族之路径与特点的认识

改革开放初期费孝通通过反思所提出的我国民族研究方向与路径，对于我们深化理解改革开放后他在民族领域取得的一系列重要建树，非常有价值。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1.改革开放初期费孝通通过反思所形成的从中华民族的整体格局与视野开展民族研究的思路，是其后来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背景和根由。《礼记·大学》：“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很显然，费孝通1988年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改革开放之初费孝通对民族研究的反思及由此提出从“中华民族”的整体格局开展民族研究，正是从整体上理解和认识中华民族特点的一个先导与发端。从此意义上说，费孝通既是从整体格局研究中华民族的倡导者，也是实际践行者。1983年费孝通在一次讲话中已谈到：“‘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这句话里，‘各族’即‘多民族’；‘共同创造’，就是说，各民族一起创造了一个光辉灿烂的文化。一是‘多’，一是‘一’，我们的国家是在多民族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统一国家。民族问题就发生在的‘一’和‘多’的矛盾中”；又说：“我们东亚这一块大陆和西欧相比……西欧至今统一的局面还没有形成，甚至所谓‘共同体’也不牢固。而我国统一的主流是没有断过的。所以，在我国民族问题上的‘一’和‘多’的矛盾，一直是一个内部矛盾，是在统一局面里怎样正确处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

可见，当时在对民族研究的反思中，费孝通已经开始思考中国民族的核心问题即“‘一’和‘多’的矛盾”，并对此已有一个基本判断。很显然，对“中国民族问题中的‘一’和‘多’”及与之牵涉的“在统一局面里怎样正确处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之思考和认识，正是萌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思想内核。所以，改革开放之初费孝通反思我国民族研究及由此产生的从中华民族的整体格局与视野开展民族研究的思路，正是我们理解和认识其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背景和根由，也是理解费孝通民族的思想脉络不可或缺的环节。换言之，如果没有费孝通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中国民族研究的反思，也就没有后来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2.“学以致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时代关怀与社会责任，深谙中国民族之本质，是费孝通在民族研究领域取得卓越建树之根本。1990年，费孝通80岁生日时在出席东京“东亚社会研究”讨论会上，发表了一篇带有总结其学术生涯意味的演讲，题目叫《人的研究在中国》，文章在谈到他的同学英国人类学家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对自己讲求“实用”的批评时，曾说：“一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二是‘学以致用’。这两条很可以总结我自己为学的根本态度。”这是费孝通对自己一生治学态度的总结。心系民族未来与国家前途，是费孝通毕生学术追求的根基。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社会发生重大转折关头，在万象更新、百废待兴的新形势下，费孝通反思中国民族研究，目的正在于开拓民族研究的新局面，“要为后辈开点路子”。这无不体现费孝通高度的时代责任和学术使命感。而这种高度的时代责任和学术使命感，不但是费孝通提出从中华民族的整体格局与视野开展民族研究的原因，也是其后来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一包含着“在统一局面里怎样正确处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的初衷。

费孝通在民族研究领域的卓越建树，自然也离不开个人见识、眼光及对中国民族的独到观察和理解。费孝通从1932年在广西大瑶山开始民族调查及其曲折经历，20世纪50年代带领中央访问团深入西南民族地区，参与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民族识别等，这些经历使费孝通对中国民族有密切接触和深入了解。加之其兼具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的理论与视野，对中国社会结构有整体认识和微观的深入洞察，这种深厚学养和超凡见识使其能够摆脱单从少数民族，或单从汉族社会来认识中国民族问题的视野与角度，而能够从中国整体社会、从56个民族即中华民族的整体格局与视野，甚至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格局来认识和理解中国的民族问题。例如，上文提到的，费孝通早在1983年就一针见血指出，中国“民族问题就发生在的‘一’和‘多’的矛盾中”，只有洞悉和深谙中国民族本质的人，才能说出这样话。费孝通这句对中国民族本质的诠释与论断，放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今天，仍然没有过时，仍是问题之核心与关键所在，仍然具有强烈现实意义。

个人的成就从来就离不开特定的时代与社会，更离不开同时代的群体。故我们显然不应该把费孝通看作一个孤立个体。事实上，费孝通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由于生长于特定时代，经历和目睹了太多的国难家愁，忧国忧民和关心国家前途与民族未来，是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时代特征。费孝通在谈到埃德蒙·利奇对他的批评时说：“我这种在Edmund看来也许是过于天真庸俗的性格并不是偶然产生的，也不是我个人的特点，或是产生于私人经验的偏见，其中不可能不存在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烙印。”所谓“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烙印”，指的正是费孝通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特征。费孝通不过是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之一。1934年顾颉刚与谭其骧创办《禹贡》半月刊，顾颉刚指出，在升平时代学者不妨“为学问而学问”，但在“国势陵夷，局天脊地”的时代，却只能“所学务求实用”。这也正是1939年抗战全面爆发后顾颉刚撰写《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缘由。事实上，我们不难发现，在与费孝通同时代的一大批涉足中国民族研究的学者，如潘光旦、顾颉刚、林耀华、翁独健、谭其骧、谷苞、李有义、吴泽霖、陈永龄，等等，在他们有关民族研究的著述中大多清楚地呈现和贯穿着中华民族的整体格局与视野。

最能反映费孝通那一辈知识分子社会责任与学术使命感的，是我国学科史上的一个事件。1949年6月10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身处北平的一批民族学社会学界著名学者集聚于时任燕京大学民族学系主任的林耀华家中，开了一个检讨过去几十年学科得失及学科如何适应新社会需求的座谈会。参会的11名学者中就有费孝通。会议达成两点重要共识：（1）认为过去于中国社会之实际的贡献极少。（2）学科如何适应新社会的发展需要。这次会议是杨圣敏教授根据中央民族大学保留的一份会议记录首次披露。读后给我极深印象。笔者曾有机会向他请教一个问题：这次座谈会是完全自发还是有什么外在背景？杨圣敏教授肯定地告诉我，完全自发。这一事件充分反映了民族学前辈学者群体强烈的社会担当和学术使命。费孝通正是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因此，“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烙印”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与学术使命，也是我们理解费孝通在民族研究领域做出卓越建树的重要背景。

三、结语

改革开放迄今，40年过去了。其间，受市场经济、商品大潮、全社会普遍追求富裕和社会日益多元化等因素影响，我国民族研究虽取得长足进展，但很大程度却并未完全按照当年费孝通提出的从中华民族整体格局与视野来开展我国民族研究的路径发展。相反，在市场经济、商品大潮的冲击下，一些地区因市场竞争和经济利益冲突使民族关系趋于紧张，个别民族的狭隘民族情绪与民族意识强化。这些均在民族研究领域有所反映。正是鉴于此背景，为了更好实现中华各民族的共同富裕、民族关系和谐和中国社会的繁荣稳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新时代的任务与目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成为当前我国民族工作与民族研究的主线。

历史总是会走一些弯路，交一些学费，而人们往往是在走了一些弯路后，才知道正确的路在何方。回顾40年前费孝通反思我国民族研究所提出的方向和思路，我们不得不由衷叹服其远见卓识。毫无疑问，改革开放初期费孝通反思我国民族研究的诸多论述是一笔珍贵学术遗产，对我们今天仍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让人惊叹的是，费孝通40年前提出从中华民族整体格局与视野来开展民族研究的思路，与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需求完全契合。故40年前费孝通提出从中华民族整体格局与视野来开展民族研究的观点，对今天我国民族研究仍具有针对性和指导意义。换言之，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时代背景下，我们更加需要从中华民族整体格局与视野出发，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来引领我国的民族研究。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民族研究》2021年第3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