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党校学报——基于经济维度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作者简介

李曦辉 （1964- ），男，内蒙古赤峰人，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族经济学、企业管理研究。

摘要：

经济因素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通过发展经济铸牢民族地区群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更好地使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项历史性课题。在新形势下要立足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现实，认真分析、处理经济发展与共同体意识建构之间的关系，通过实施积极有效的经济政策、创新对口支援模式、提升经济发展效率等方式，解决好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与文化生活水平，从而不断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打牢民族团结的思想基础。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民族地区；区域发展；经济维度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随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要坚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将这一科学论断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在2020年召开的第七次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和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又将其作为未来做好西藏工作、新疆工作的重要要求之一。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我国民族工作形势，我们要认真审视民族工作的多重向度，从多维视角思考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特别是从经济维度对其进行分析研究，对实现我国民族工作核心目标和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不断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一、

经济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关键因素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现阶段我国民族工作的主旋律，是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强化“五个认同”的本质要求。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因素发挥着重要作用，构成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

（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经济工作的重要论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我国的民族经济工作指明了方向。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2］实现各民族紧紧团结在一起的重要前提条件，就是每位民族同胞都应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平等地享有改革开放的成果，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质量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实现小康，少数民族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掉队……确保各族群众如期实现全面小康。”［3］“要积极创造条件，千方百计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让民族地区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4］。这些重要论述阐释了经济发展对民族工作的重要意义，明确了经济因素对实现少数民族群众切身利益所起的积极作用，厘清了经济活动对强化各民族认同意识的关键作用，为我们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经济维度的作用机理指明了方向。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作出了“五个并存”的判断，提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并存，民族地区经济加快发展势头和发展低水平并存，国家对民族地区支持力度持续加大和民族地区基本服务能力建设仍然薄弱并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趋势增强和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纠纷上升并存，反对民族分裂、宗教极端、暴力恐怖斗争成效显著和局部地区暴力恐怖活动活跃多发并存”［5］。习近平总书记在肯定我国民族工作取得成绩的同时，也指出存在的不足，不仅对我国民族工作进行了客观的定位与评价，也为未来开展民族经济工作确定了方向。在“五个并存”中有3项涉及经济因素，其中的许多矛盾关系也主要是由于经济发展的差别化、民族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多方面的差异产生，说明了经济发展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重要着力点，经济问题解决好，才能为解决其他问题创造物质基础。

（二）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民族经济工作的重要论述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党和国家历代领导人早就有过系统阐述。1953年毛泽东同志在接见西藏国庆观礼团时曾指出：“只要是中国人，不分民族，凡是反对帝国主义、主张爱国和团结的，我们都要和他们团结”，“帮助各少数民族，让各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是整个国家的利益”［6］（P311-312）。毛泽东同志在1955年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少数民族在政治上很大地帮助了汉族，他们加入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就是在政治上帮助了汉族。少数民族和汉族团结在一起了，全国人民都高兴”［6］（P405）。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就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重要性有了深刻的认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社会事业的责任，在这之后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支援帮扶政策与其是一脉相承。

刘少奇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草案报告中指出：“我国各民族必须加强和巩固我们祖国的统一，必须紧紧团结在一起，共同为建设伟大的祖国而努力”［7］（P108），“汉族必须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给各兄弟民族以真心诚意的帮助，特别是派到各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更必须时时刻刻为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设想，全心全意为少数民族服务”［7］（P110），从宪法的高度阐明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重要性，指出了实现民族认同的主要路径就是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事业。

周恩来同志曾指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各民族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人民……结成了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已经发挥、并且将继续发挥它的重大作用”［8］（P309），“应该继续帮助少数民族进行社会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大力发展农业、牧业生产”［8］（P313），进一步阐明了结成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前提就是认同中华民族的完整统一，同时国家也会帮助少数民族积极发展经济，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水平。

邓小平同志在论述民族工作时曾指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进程中，各民族的社会主义一致性将更加发展，各民族的大团结将更加巩固”［9］。站在改革开放的起点上，邓小平同志准确地判断我国民族工作的新进展，认为在新的历史阶段，党的民族工作能够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了解，加强各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在谈到西藏问题时，邓小平同志又提出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意义：“中国的资源很多分布在少数民族地区，包括西藏和新疆。如果这些地区开发起来，前景是很好的。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10］。特别强调国家要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决心，并作为一以贯之的政策加以强化，增强少数民族群众对共同团结发展的认同。陈云同志在第一次民族贸易工作会议上提出：“依据各民族地区的特点和需要，通过物资交流，以增进民族团结，促进少数民族市场发展和生活改善”［11］，更直接地指出了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是加强各民族认同的重要手段，是我党持之以恒坚持的民族工作思路。

江泽民同志在关于民族工作的论述中指出：“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我们的一切革命、建设和改革成果，都是全国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我们要坚定不移地继续贯彻执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方针”，“要采取必要的措施，继续帮助和支持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教育、文化和其他事业，为逐步消除历史遗留的民族间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的差距而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12］。他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要求：“在新的历史时期，搞好民族工作、增强民族团结的核心问题，就是要积极创造条件，加快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13］。江泽民同志还多次强调要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强经济帮扶，强化少数民族群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重要性的认识。

2003年，胡锦涛同志在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的少数民族届委员，并在联组会上指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就是要更好地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发展。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需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这就是我们新时期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题。”［14］胡锦涛同志在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关键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科学确定发展思路和发展目标，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集中各族干部群众的智慧和力量，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着力解决当前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越性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各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15］可以看出，胡锦涛同志在继承党的历代领导人关于民族经济工作的思想基础上，强调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好的生活，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加速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让各族群众从中得到实惠，从而实现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

（三）学界关于民族经济工作的研究

学者们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发展民族地区经济之间的关系，也进行了充分的论述与多方面的研究。有学者认为“民族经济是民族因素和经济因素融合而成的客观整体现象，因为，任何民族都有自己内部的经济联系或共同的经济生活，而不同民族之间又互相发生经济交往，民族内部与民族外部的这种经济联系或交往关系，不仅是产生民族经济的基础，而且也是所有民族生存、发展和共同繁荣的基础”［16］，从理论上阐述了经济发展是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物质基础，如果抛开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抽象地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就很可能只是一个空洞的理想，难以变为现实。还有学者认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极端落后，不仅不符合我国的民族政策，也有违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原则，更不利于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还有损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17］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认为：“现在应该强调民族问题的关键是经济问题。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各民族之间的平等，都要在经济发展当中来加强，来解决。”［18］由此看来，经济学家普遍认同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是要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同时也要辅之以其他手段，共同促进民族地区人民生活水平提升，只有少数民族群众生活得到彻底改善，在此基础上才能更好地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如果少数民族群众连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共同体的认同也就无从谈起。北京大学宁骚教授对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与民族认同也进行了理论解释，他认为“资本主义企业必然超出村社、地方市场、地区界限，这样就破坏了旧时经济体系的孤立和闭关自守的状态，因而也就破坏了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狭隘性，为民族市场的发展、政治决策的统一、国民文化的同质性的形成开辟了道路”［19］，这种基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对民族内涵一致性的促进作用机理，对研究社会经济与民族认同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重要维度与经济发展

（一）历史维度

史书《盐铁论》之卷三《轻重》记载，汉代匈奴人的生活是“皮裘蒙毛曾不足盖形，复不去夏冬不离窟”，直至“仰中国丝絮而后衣之”①。由于经济上的紧密联系，匈奴人向往汉朝，故有“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②在同一时代，鲜卑族“数犯障塞，且无宁岁。唯至互市，乃来靡服”③，这些记载说明经济联系是促成中华民族形成以及民族意识产生的重要物质基础。唐代也是如此，《大唐西域记》记载了一段西域于阗国引进中原桑蚕技术的故事，“昔者此国未知桑蚕，闻东国有也，命使以求。时东国君秘而不赐，严赦关防无令桑蚕种出也。瞿萨旦那王（于阗王）乃卑辞下礼，求婚东国。国君有怀远之志，遂允其请。瞿萨旦那王命使迎妇。而诫曰：‘尔致辞东国君女：我国素无丝绵。桑蚕之种。可以持来自为裳服。’女闻其言，密求其种，以桑蚕之籽置帽絮中。既至关防，主者遍索，惟女王帽不敢以验。遂入瞿萨旦那国，止麻射伽蓝故地，方备礼仪奉迎入宫。以桑蚕种留于此地。阳春告始，乃植其桑，蚕月既临，复事采养。……王妃乃刻石为制，不令伤杀，蚕蛾飞尽乃得治茧”④。其中体现了经济是促成古代和亲以及不同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影响因素。虽然之前较少有学者对此方面进行关注，但在研究古代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过程时，仍不能忽视其中存在的经济因素和其产生机理。与宋同时代的地方政权辽国，同宋朝开展了“茶马互市”。据记载，宋初“置互市子原、渭、顺德三郡，以市蕃马；熙宁间，又置场于熙河。南渡以来，文、黎、珍、叙、南平、长宁、阶、和凡八场，其间卢甘蕃马岁一至焉，洮州蕃马或一月或二月一至焉；叠州蕃马或半年或三月一至焉，皆良马也。其他诸蕃马多驽，大率皆以互市为利，宋朝曲示怀远之恩，亦以是羁縻之”⑤。正因辽宋经济关系如此紧密，才有《辽史》中记载：“炎帝氏、黄帝氏，子孙众多，王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散布）无穷，故君四方指（边疆各族）者，多二帝子孙，而服中土（居中原汉族）者，本同出也。考之宇文周之《书》，辽本炎帝之后，而耶律俨称辽为轩辕（黄帝）后。俨《志》晚而出，盍从周《书》。”⑥由于经济活动使然，契丹族与汉族交往频繁，最终在情感上也是渐行渐近，认为自己就是汉人，只是早年因为禹的后代虽然分布塞外，但在血统上是没有差别的。蒙古族建立的全国统一政权，对中华民族形成与认同也具有积极的影响。元末文人王礼在《义冢记》里比较了以往的生活状态后认为，元朝的疆域辽阔和交通便捷使“四海为家，声教渐被，无此疆彼界。……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⑦，跨越万里就仿佛是走东家串西家，是经济的发展间接促进了人民交流交往的加深。

（二）现实维度

从我国区域发展看，满足民族地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国解决民族问题、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大关切，制定、实施各项促进民族区域发展政策，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积极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和各省、市地方政府就一直实行对民族地区的支援政策，帮助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文化事业。对民族地区的制度化对口支援开始于1979年4月至5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边防工作会议，会议提出国家将加强边境地区和民族地区的建设，增加资金和物资投入，并组织内地省市对口支援边境地区和民族地区。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实践探索，我国的对口支援表现为五种类型：特殊民族地区全面性对口支援、重大工程实施地区补偿性对口支援、贫困地区发展性对口支援、基本公共服务欠发达地区专项性对口支援、严重灾害地区应急性对口支援。特殊民族地区的全面性对口支援除了对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方面的支援外，各项工作主要围绕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展开。贫困地区对口支援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对民族地区的支援，因为贫困地区中民族区域所占的比重较大。基本公共服务欠发达地区的专项性对口支援也有较大比例投入在民族地区，因为民族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多属于欠发达的状态。总的来看，我国的对口支援工作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了促进作用，对于增强少数民族群众的民族认同意识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2000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把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作为一项战略任务。经过20年的持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已经取得明显的效果，特别是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都得到了较大提升，对增强少数民族群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意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有学者认为：“西部大开发是一项关系我国发展大局、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的重大战略部署，它将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区域发展领域的伟大创新。”［20］在西部大开发的目标中，边疆稳定、民族团结被置于显著的位置，而目标的实现主要得益于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广大群众在更大程度分享改革开放成果的基础上，发自内心认同民族统一体，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事实证明，“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得到长足发展，综合实力稳步提升。经过20年发展，西部各个省、市在经济总量、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建设、民生社会、生态环境五个方面均取得显著成效，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变化明显。”“西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逐年增长，2000-2018年GDP总量由16 654.62亿元增长到184 302.11亿元，GDP占全国的比重由18.63%增长到20.47%”［21］，可以看出，自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实现了较快发展，各族群众的民族认同感、自豪感不断增强。

继实施西部大开发后，我国在2017年提出了《兴边富民行动“十三五”规划》，通过实施兴边富民行动，对边疆地区的各族群众进行扶持，对推动边境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平稳有序、提高各族群众生活质量、加强民族团结、增强人民的凝聚力与向心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实践证明，兴边富民行动“在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保持西部边疆政治社会稳定、缩小地区差距、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等关乎国家治理体系的领域，均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经济快速增长的带动效应和国家出台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兴边富民’行动以及各类扶持政策，使我国西部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得到了较大进步”［22］。同时，边疆地区群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得到了强化，这些都是边疆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结果。“实际上，经济发展水平可以促进治理能力的提升，经济总量涉及经济发展绝对规模，没有相当的经济总量做后盾和基础，即使社会分配公平公正，社会建设也犹如空中楼阁。”［23］因此，对边疆地区各族群众的政策支持，要通过经济发展来牵动，让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以增强其中华民族认同感。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了更好地扶持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我国基于民族实际情况，研究制定了一系列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加快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出台了《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11-2015年）》，并持续推进扶贫攻坚工作，实施精准扶贫方略，以精准的定位集中力量帮助少数民族加快发展步伐，实现人民生活的改善，促进少数民族群众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从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我国对人口较少民族的定义，是以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人口不足10万人的22个少数民族进行的最初界定，后又按照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中人口少于30万人的标准进行了调整，其中包括28个少数民族。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省湘西州花垣县十八洞村考察时，首次作出“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24］的重要指示。2014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又作出精准扶贫工作模式的顶层设计，推动对农村贫困人口进行精准扶贫政策落地生效，尽快帮助人民脱贫致富奔小康。关于少数民族群众的脱贫问题，有学者这样总结：“眼下，我国民族工作的根本任务是构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而要使这一任务得到顺利完成，最终使中国56个民族踏上共同发家致富、共同团结互助、共同友爱和睦的道路，国家和社会就必须大力帮助和支持处于劣势地位的人口较少民族。”“如果这些地区能够尽快摆脱贫困落后面貌，就会使当地人口较少民族群众树立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增强社会主义中国和中华民族的认同度。”［25］这些帮扶首先就是经济上的帮扶，我国针对民族区域的实际情况和不同特点，制定层层落实、具体可行的扶持政策，使外部的政策与内部的动力有效融合，从而加快地区经济发展，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最终的目标就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所指出：“各族人民亲如一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定要实现的根本保证……我们要全面贯彻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坚持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26］

（三）法律维度

在涉及少数民族的法律中，最为重要的是1984年颁布实施、2001年进行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这是一部立法过程较长、实体内容丰富的法律，它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起到了强有力的支撑作用。

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相关研究表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之一，而民族区域自治法治是在我国宪法之下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法律保障”［27］，这也是法律对各民族群众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起到的保障作用。但在建立和完善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过程中，经济发展始终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只有实现了民族群众生活水平共同改善这一目标，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才算落到实处。1991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进一步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中强调，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必须帮助民族地区加速发展经济文化事业，逐步改变其相对落后的状况，使之与全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这说明了实现民族区域自治的首要前提就是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只有达到全面发展，各民族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治，才能实现全国各族人民一同步入小康社会，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

为加强城市民族工作，保障城市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促进适应城市少数民族需要的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1993年经国务院批准，国家民委颁布了《城市民族工作条例》，已经过近30年的实践，并随着城市民族关系日趋多元化和复杂化的形势不断进行实质性修订。《城市民族工作条例》中规定了城市民族工作必须坚持平等、团结、互助和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原则，同时还规定城市人民政府应当适当地将少数民族需要的经济、文化事业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城市人民政府对发展当地少数民族经济、文化事业所需要的资金，可以根据财力给予适当照顾。这些内容说明，做好城市民族工作首先要实现城市民族群众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的一律平等，为了实现这种平等，必须在发展经济方面给予城市民族群众一定的照顾，帮助他们实现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使城市各族居民共享发展成果，增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

三、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环境条件尚待完善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属于主观范畴，其中就涉及各族群众对自身生存环境的认知。人们对所处环境形成的不同认知，会对中华民族共同体产生不同程度的认同感。所以，各族群众所处的环境条件非常重要，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和前提。

（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外部环境

外部环境是各族群众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条件之一，其中包括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纵向维度是群体自身所处环境的改善程度，横向维度是不同群体间所处环境的比较。由于外部环境影响，可能出现部分民族地区因经济水平和建设水平不断提高，区域生活环境有了较大改善，但由于区域之间发展程度不均衡，通过横向比较仍然存在较大落差，从而使个体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知产生差异。就少数民族群众而言，对外部环境感受最为敏感的是经济环境差异，经济活动是以货币为单位进行度量，通过进行跨群体间收入等具体数字的比较，容易使人产生心理落差。处于发展相对滞后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体，对经济因素所造成的差别性心理最为敏感，这也体现了客观存在的地区差距，如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这种差距与区域发展中的多种因素相互重叠，进而使少数民族群众形成心理落差，导致少数民族群众对所处环境产生负面判断。因此，以地域经济发展差距为主的民族地区外部环境状况是制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因素之一，需要加以改善。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部条件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部条件，是指民族群体内部形成的以历史、血脉、精神等“中华民族”内涵为主的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氛围，其中包括历史进程中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所产生的对以中华文化为载体的有机统一体的认同影响。我国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胡适认为，广义的文化泛指人类创造的一切非自然的成果，可归纳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次；狭义文化，特指人类创造的精神文化，它带有民族性，具有一定的民族特点，是人的理论思维水平以及精神风貌、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精神成果的总和［28］。文化是人类创造的一切非自然的成果，同时这种成果也作用于人类自身，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人的思想、心理、行为。人类特有的精神文化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是民族共同的历史产物。由此，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须要加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共同历史的塑造，增强各族人民共同生活的历史记忆，强化各民族历史记忆基因的共同性特征，形成基本一致的文化氛围，从人的内生层面加强对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意识。

（三）经济全球化与民族文化多元化的影响

当前，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席卷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在其中超然物外。我国也抓住了全球化浪潮带来的机遇，较早地融入到了这股潮流之中，既实现了自身的长足发展，也使中华民族重新迈向世界强国之林。然而，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也出现了新的影响，就是经济全球化与民族文化多元化的特征同时显现，双方既存在紧密的联系，也存在突出的矛盾，需要我们加以协调，做到既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持续发展，又在发展中不断优化整合民族文化，促使文化发展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相适应。对中国而言，就是要处理好经济全球化进程与民族文化合理整合的问题。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整合并非是一种文化消亡另一种文化，而是各民族的不同文化根据中华民族整体发展需要实现有机结合，共同缔造并凝结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华民族文化，以此适应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做到经济与文化相互适应、相互协调、共同发展。

四、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济对策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以经济的发展作为前提和物质基础，因此要立足我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欠发达的现实情况，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济对策。

（一）落实党的经济政策是前提

在西方经济学中，最早出现的微观经济学强调市场竞争，认为政府只是“守夜人”，在经济活动中不发挥能动性的作用。后来，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了严重的市场失灵情况，于是产生了宏观经济学，在经济活动中加入了政府因素，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开始起能动作用。然而，西方经济学中的政府和我们理解的“政府”不同，西方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行为只是一种目的性选择行为，是为了迎合多数选民的诉求而出台的宏观经济政策，并没有蕴含对经济发展的战略眼光和长远追求，对国民经济的发展缺乏长远的指导意义。中国近几十年来引入西方经济学，同时也引入了西方的政府行为假设，但这些理论与我国的经济活动实际存在较大差距，并不能代表我国的经济政策主体和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经济政策也是依托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制定和发展，同时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是完全不同于西方经济学中的政府假设，党的经济政策是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忠实代表，具有理论、道德上的合理性。我国出台的各种宏观经济政策，是党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形式，在涉及各民族间经济利益的调节方面也最具公平公正性。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制定实施的宏观经济政策，才能为各民族群众谋幸福、谋发展，才能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促进经济协调全面发展是基础

经济协调全面发展是我国政府追求的目标，只有经济达到全面协调均衡，各民族才能共享改革发展带来的成果，才能自觉实现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经过曲折发展的中国经济，已成为相对滞后的经济体，失去了世界经济的领头羊作用。中国共产党经过不懈的探索，在艰难的情况下发展民族经济，希望探寻一条发展之路。1978年改革开放后，我国找到了发展民族经济的成功路径，就是先富后富共同富裕的梯度发展模式，并通过实践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种梯度发展模式在带来民族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一定的副作用，就是出现了地区间发展水平的较大落差，表现为东部地区发达程度较高，西部地区发展较为缓慢，这种区域间的发展不平衡又与民族群体地域分布相重叠，体现为汉族居住地区发达和少数民族居住地区不发达，这种经济水平的较大差异也影响着少数民族群众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因此，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要遵循区域协调全面发展的理念，促进各地区全面、共同发展，增强少数民族地区群众对中华民族整体的认同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三）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关键

199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原则。实践证明，这一发展原则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短短十几年间，追求效率的原则发挥了巨大作用，我国从经济相对欠发达国家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有力地推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然而，正是因为对效率的追求得到了充分发挥，使公平目标降到了第二位，我国在经济实现长足发展的同时，公平问题也越来越突出，特别是在国民经济整体实现效率发展的同时，位于中国西部、语言文化多样、基础相对薄弱的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状况和人民生活质量却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加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少数民族群众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对提升、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社会基础产生了不利影响。当前，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不断加速发展，已经跨越了最为困难的发展阶段，应更加注重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公平公正问题，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可以适当考虑让渡部分效率以保证公平目标的实现，这样一种发展重心和理念的调整，将更加有利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从而更好地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

（四）坚持国家对口支援是法宝

对口支援工作模式是由国家主导的通过地区间经济援助等方式实施区域帮扶的一种政策性行为，也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就开始探索实施的工作模式，最早是对西藏、新疆等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民族地区开展支援工作，目的是促进民族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使民族地区群众能尽早享有和内地同等的社会福利条件，实现制度公平、改革发展成果共享的社会主义发展理念。这种区域间、民族间经济社会互助发展模式自实施以来，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使西藏、新疆等地区在国家及兄弟省市的支持帮助下，经济水平得到快速提升，同步进入到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通过持续实施区域间的对口支援政策，少数民族群众感受到了祖国大家庭的温暖，认识到只有加入这个大家庭，才能实现自身的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

（五）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必然归宿

人类社会的发展目标与归宿问题，可以从哲学层面进行思考，就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究竟是以财富衡量，还是以人的解放和自身全面发展进行考察。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我们在处理社会发展与经济进步问题时，也要时刻把人的全面发展与解放摆在首位，做到社会进步要以人的发展为首要目标，其他一切工作都要为这个目标服务。在处理民族问题时，我国正是秉持这一原则开展各项民族工作，其中首要的就是解决少数民族群众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国陆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兴边富民政策，开展精准扶贫等工作。在少数民族群众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得到初步解决后，我国又及时启动了“一带一路”倡议、区域振兴发展战略，促进国民经济发展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中，带动处于战略核心地位的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同步进步，从而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生产力高质量发展和少数民族劳动者的全面发展。同时，也要在民族地区发展的过程中，强化各族群众对党和国家的热爱以及对中华民族的高度认同感，从而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注解：

①《盐铁论》之卷三《轻重》：“力耕不便种籴，无桑麻之利，仰中国丝絮而后衣之，皮裘蒙毛，曾不足盖形，夏不失复，冬不离窟，父子夫妇内藏于专室土圜之中。中外空虚，扁鹊何力？而盐、铁何福也？”

② 《汉书》之《匈奴传》：“匈奴传上:武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

③ 《后汉书·应劭传》：“鲜卑隔在漠北，犬羊为群，无君长之帅，庐落之居，而天性贪暴，不拘信义，故数犯障塞，且无宁岁。唯至互市，乃来靡服。苟欲中国珍货非为畏威怀德计获事足旋踵为害臣愚以为可募陇西羌胡守善不叛者简其精勇多其牢赏。太守李参沉静有谋，必能奖厉得其死力。”

④ 《大唐西域记》卷十二：“王城东南五六里有麻射僧伽蓝。此国先王妃所立也。昔者此国未知桑蚕。闻东国有也，命使以求。时东国君秘而不赐。严敕关防无令桑蚕种出也。瞿萨旦那王乃卑辞下礼求婚东国。国君有怀远之志。遂允其请。瞿萨旦那王命使迎妇。而诫曰。尔致辞东国君女。我国素无丝绵桑蚕之种。可以持来自为裳服。女闻其言。密求其种。以桑蚕之子置帽絮中。既至关防。主者遍索。唯王女帽不敢以验。遂入瞿萨旦那国。止麻射伽蓝故地。方备仪礼奉迎入宫。以桑蚕种留于此地。阳春告始，乃植其桑。蚕月既临，复事采养。初至也尚以杂叶饲之。自时厥后桑树连阴。王妃乃刻石为制。不令伤杀。蚕蛾飞尽乃得治茧。”

⑤ 《宋史》卷一百三十七：食货下六“宋初，经理蜀茶，置互市于原、渭、德顺三郡，以市蕃夷之马；熙宁间，又置场于熙河。南渡以来，文、黎、珍、叙、南平、长宁、阶、和凡八场，其间卢甘蕃马岁一至焉，洮州蕃马或一月或两月一至焉，叠州蕃马或半年或三月一至焉，皆良马也。其他诸蕃马多驽，大率皆以互市为利，宋朝曲示怀远之恩，亦以是羁縻之。”

⑥ 《辽史》卷六十三之《表第一》：“庖牜羲氏降，炎帝氏、黄帝氏子孙众多，王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濩无穷，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孙，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考之宇文周之《书》，辽本炎帝之后，而耶律俨称辽为轩辕后。俨《志》晚而出，盍从周《书》。”

⑦ 元王礼《麟原文集》前集卷六《义冢记》：“四海为家，声教渐被，无此疆彼界。……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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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 柳

本文载于《宁夏党校学报》202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