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作者:韦星鸿 发布:2021-09-14 点击量:
【作者简介】田烨(1981—),男,湖北沙洋人,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和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民族问题、民族政策等方面的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欧盟少数民族事务治理研究”(19AMZ014)
【摘要】多民族国家开展民族共同体构建是个系统性的工程,不同于原生性民族的自然演化,作为建构性民族,民族共同体(国族)的形成发展需要借助外界的干预。在开展民族共同体构建过程中,法国式的经验是通过开展文化整合,建立共同文化认同并使之成为全体国民的共同精神家园,以此推动民族共同体意识自发,从而为构建民族共同体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一模式为我国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相关借鉴。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过程中,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构筑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三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从理论逻辑来看,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是前提,构筑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是条件,最终目的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通过整合各民族文化形成中华文化,在此基础上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以此激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终实现从文化整合到意识自发,从而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了实践路径。
【关键词】文化整合;中华民族;共同体;路径
多民族国家开展民族共同体构建是个系统性的工程,不同于原生性民族的自然演化,作为建构性民族,民族共同体(国族)的形成发展需要借助外界的干预,通过开展文化整合,建立共同文化认同并使之成为全体国民的共同精神家园,推动民族共同体意识自发,从而为构建民族共同体奠定坚实基础。在开展民族共同体构建过程中,法兰西民族(国族)的构建和整合范式具有代表性,产生了较好的效果,为其他多民族国家构建民族共同体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我国在历史上长期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存在,为国内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我国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是一个自发的状态,而且伴随着民族压迫导致的民族冲突,各民族尚未产生民族共同体意识(国族意识)。在帝国主义入侵导致的将要亡国灭族的外部压力下,我国各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空前团结起来,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唤醒。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浴血奋战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后,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各民族共同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和国家通过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我国民族问题的实际情况相结合,采取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解决民族问题,促进了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创造了条件。
一、民族共同体建构经验:从文化整合到意识自发
民族作为一种在历史上形成的特殊的人们共同体,在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国家中有着不同的形成过程。不同国家的学者从本国的实际经验出发,对民族的形成过程进行界定和阐释,从而导致国内外学界对民族形成过程的认识不尽相同。民族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建构派和进化派有着不同的理论解释。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和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等学者认为民族作为“想象的共同体”,是“被发明”和“被想象”出来的,是人为建构而产生的。例如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提出,民族是在相当晚的历史时期被发明或者创造出来的,与民族有关的概念如民族主义、民族象征、民族国家等依赖于创新性的社会建设活动。进化派学者如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爱德华·伯内特·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等则认为民族的产生和发展如同生物进化一样,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发展过程。建构派和进化派关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理论各有千秋,有其不同的应用场景。
从本体论上分析,民族作为人们的共同体,既有物质的存在(民族实体),也有精神的体现(民族文化、民族认同等),建构派侧重从精神方面对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进行考察,而进化派侧重于从物质方面对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进行考察。进化派理论在阐释单一民族的形成方面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而建构派在阐释国族(民族共同体)的构建方面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例如法兰西民族的构建,学界普遍认为法兰西民族形成于法国的大革命时期。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法国境内存在多种语言和文化团体,比如布列塔尼族群、科西嘉族群、巴斯克族群、加泰罗尼亚族群等,他们具有独特的语言和文化,不同于法国其他地区的居民。另外,大革命之前的法国作为一个封建制的国家,不同的地区也形成了不同的方言和文化,法国各地民众习惯自称为布列塔尼人、科西嘉人、普罗旺斯人、勃艮第人等,没有法兰西民族的观念。
发生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不仅迸发了法兰西民族主义,而且锻造了法兰西民族。法兰西民族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得到了建构,在大革命期间,法国人在国家范围内尽可能寻求共性,以此开展文化整合。在政治方面,法国大革命摧毁了传统的君主专制统治,旧的封建王权观念逐渐被三权分立、天赋人权等民主思想所取代,现代国家制度得以建立并逐步完善,形成了受大多数群众所认同的政治文化。在经济方面,法国大革命废除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经济,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制度障碍。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了商品经济的繁荣,从而促进了市民社会的形成,加速了社会阶层的整合。在文化方面,法国大革命推动了法语圈的扩大,不仅国民教育体系以法语为基础进行开展,在行政系统也因为政令畅通的需要,全国范围内的公务员、士兵也统一使用法语。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号召所有法国人统一使用法语, “为了将所有公民融入民族之中……必须统一语言”,“共和国公民必须熟练使用相同并且是众多杰作所使用的语言,这一语言将成为所有公民密切连结的纽带”。法语的广泛使用不仅加强了革命文化的传播和普及,而且强化了民族共同体意识。此外,法国大革命期间还以法律的形式将三色旗(Three-Coloured Flag)、马赛曲(Marseillaise)和玛利亚娜(Marianne)确定为法兰西民族和国家的象征符号和仪式,以此创造出一个抽象概念——法兰西。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文化整合发挥了重要作用,法国逐渐形成了“一国、一族、一语言”的民族国家。
从法兰西民族的形成过程可以看出,法兰西民族不是通过自然演化而产生的,是在外界干预的基础上形成的。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整合,法国境内的各族群、各地域团体建立了统一的法兰西文化认同,实现了从文化整合到意识自发,在此过程中确立了法兰西民族意识,催生并塑造了法兰西民族。新的民族观将所有法国人提升为法兰西民族成员和国家公民,这是有计划的“民族构建”的一种现代过程。因此,自18世纪民族国家体制在欧洲出现并开始向世界各地扩散后, “国族建设”(Nation-Building)就成为现代国家开展社会整合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政治与社会工程。民族共同体作为现代国家的基础,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正如相关学者所言:“国族的发展程度,最终决定着民族国家的发展程度。”
通过考察法兰西民族共同体的建构过程,分析法国在大革命时期为建立统一的法兰西民族而采取的相关措施,从中获得的经验是文化整合是构建民族共同体的必要前提,只有建立全体国民认可的统一文化,才能凝聚全体国民并产生文化自觉和国族意识,以此开展民族共同体建构。法兰西民族构建的经验对我国开展中华文化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认同,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了相关借鉴和启示。
二、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逻辑:从多样性的民族文化到统一性的中华文化
作为长期处于统一状态的多民族国家,我国境内的56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了丰富多彩且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盛况。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并逐步发展起来的带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反映出本民族的历史、价值观、生活习俗等个性特征。如何从学理上正确对待多样性的民族文化与统一性的中华文化,以及恰当处理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需要从理论上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民族边界与文化交融
不同的民族创造的文化各有其特点,文化差异促进了民族边界的形成。民族文化在维系民族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民族文化也被当作是“维持文化边界的基础”,作为划分“我者”与“他者”的界限而存在,成为民族识别中的一个重要指标。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立在民族识别的基础上,通过民族识别确定了我国的民族,从而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开展民族区域自治。因此,保持民族特色、传承民族文化、恪守民族边界成为少数民族在本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正当性的来源。
当三级民族自治地方建立后,挖掘民族特色、发展民族文化、强化民族特征并彰显民族边界成为民族自治地方的一项重要任务,无形之中加强了民族边界,夸大了文化差异,从而减弱了中华文化的粘性和附着力。推动中华文化认同,应正视中华文化形成的理论逻辑,充分认识民族文化交融与中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不能只将民族文化视为维系民族边界的藩篱,应积极推动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交融,一方面避免民族文化走向内卷化发展,另一方面为中华文化的丰富和发展增添富有生命力的内容。
(二)多样性与统一性
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概括了各民族文化和中华文化之间的关系。中华文化是由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每一个民族不论历史长短和人口多寡,都对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也提出了“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和“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的观点,从而指明了中华文化的来源及构成。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是一体与多元的关系,虽然中华文化由各民族文化构成,但中华文化不是各民族文化简单叠加而形成的,而是在各民族文化相互交往、相互交流、相互交融的过程中产生,由各民族文化融通交汇而形成,从而汇聚了各民族文化的精华,这一形成过程使中华文化具有兼收并蓄的包容特性。
从理论层面分析,中华文化的统一性和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一般与个别、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中华文化的统一性体现了各民族文化的共性,在此基础上建构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体现了各个民族的独特性,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各民族的边界。民族边界的形成并不意味着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停滞,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内,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始终存在。正如相关学者提出:“各民族的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借鉴、相互吸收,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难分难解的关系。”通过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华文化并构建了中华民族认同。
(三)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
对于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的个体公民而言,其自身存在两种层次的认同——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费孝通先生在说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级序性时,认为相对于公民个体的民族认同而言,国家认同是更高层次的认同。虽然民族认同是第二层次的认同,但却是首先建构起来的认同。当多民族国家的个体尚未产生公民意识与国族观念时,民族认同就伴随着家庭中的文化习得而潜移默化。国家认同作为所有国民最高层次的认同,不同于民族认同的自发性,其产生和发展具有自觉性,需要借助外界的干预,即通过开展国民教育、公民教育等活动进行强化,前文论述的法国大革命中建立的共和体制、公民社会以及在此过程中开展的国民教育、公民教育推动了法兰西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存在着统一性,主要表现在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形成方面,“建立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过程属于同一历史进程”,意味着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都是在同一历史进程中形成的,都是对集体身份的认同。另一方面,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也存在一定的矛盾性,两者之间相互制约并相互影响,增强国家认同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民族认同,过分强调民族认同也会消减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凸显本民族独有的文化特性,恪守民族边界,而国家认同需要整合多样性的民族文化,彰显各民族文化的统一性。
从多样性的民族文化发展到统一性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逻辑,这个过程伴随着各民族文化的交融而不断推进,本质上是各民族文化从异质化向同质化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法国式的经验是通过国家层面的文化整合,建立一种政治和文化上的统一性,以文化整合带动意识自发,从而构建国家认同形成国族,这种范式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相关经验及借鉴。
三、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践路径:从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从本质上来说,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质为国族构建,需要国家的主导和民众的参与。借鉴法国构建法兰西民族共同体的经验,在厘清中华民族共同体相关理论逻辑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提出了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相关实践路径。
(一)推动各民族文化创新交融,大力增强中华文化认同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由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既是中华民族的血脉,也是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基石。如何将不尽相同的各民族文化锻造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石,需要在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的基础上,以各民族文化为基础,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同时,对于我国各民族文化与中华民族乃至世界文明之间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从《格萨尔王传》《玛纳斯》到《江格尔》史 诗,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今天,产生了灿若星辰的文艺大师,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艺精品,不仅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丰厚滋养,而且为世界文明贡献了华彩篇章。”这些论述充分说明了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是各民族文化融通交汇的产物,凝聚了各民族文化的精华并涵养了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是整体与个体的关系,是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也是一体与多元的关系,认同本民族的文化,必然能在中华文化中找到认同感、归属感和满足感。因此,开展文化整合,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是增强中华文化认同的前提,只有通过整合各民族文化,建立得到各民族认可的并充分体现了各民族文化精髓的中华文化,才能推动各民族同胞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对于如何增强中华文化认同,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了相关途径——“推动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创新交融,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从而为增强中华文化认同指明了方向。增强中华文化认同,一方面要推动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各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小河有水大河满,只有将优秀的民族文化予以传承和保护,才能不断地为中华文化增添活力;同时,各民族文化还需要进行创新和交融,各民族文化没有创新就没有进步,没有交融就不能得到其他民族的认同,只有推动各民族文化的创新和交融,才能为中华文化的丰富和发展不断输入新鲜血液。另一方面,要运用多样化的方式,凝练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正如美国人类学家克鲁伯(A.L.Kroeber)和克鲁柯亨(C.Kluckhohn)对文化功能的阐释——文化借助符号的运用使人们习得并传递,并包含了各种外显或内隐特征的行为模式。法国就曾以三色旗、马赛曲和玛利亚娜为法兰西民族和国家的象征,以此团结全体法国民众。我国也有着类似的文化符号与形象,例如长城、黄河、五星红旗等是中华民族历经漫长历史发展阶段而形成的具有鲜明文化特征的代表性符号,是对中华民族的外化形象、思维方式、审美情趣等的凝练表达。因此,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就是让每一个民族同胞都能从中找到归属感,唤醒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身份的认同。
(二)以国家为主导开展各类通用教育,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精神家园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核心凝聚力和向心力,也是促进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内部引导力和推动力。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必然建立在对中华文化认同的基础上,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纽带,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心,汇聚了各民族优秀文明成果,从而成为各民族的精神归宿和情感寄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优秀传统文化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永远不能离别的精神家园。”因此,大力弘扬并积极建设中华文化,增强各族人民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以此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使各族人民心有所寄、心有所依、心有所归,既是凝聚各族人民精神力量的必然要求,更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必要条件。
对于如何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习近平总书记着重指出“要搞好民族地区各级各类教育,全面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构筑各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离不开国家的主导,需要在国家的主导下开展各类通用教育,不仅包括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还应包括中华文化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国家认同教育等内容,以此引导各族人民共同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法国在大革命期间开展国族构建时,也采取了国家主导的方式,对法语等进行了统一和推广。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特点,我国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一方面需要加强各类通用教育,另一方面还要重视宣传,积极创新宣传方式,运用互联网思维开展舆论宣传,积极引导各族人民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上来。
(三)在各族群众中广泛建立共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党的十九大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凸显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我国各族人民在五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包含着强烈的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是汇聚各民族力量、增进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精神纽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曾强调: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显著优势。从而点明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意义。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在各族群众中统一认识并广泛建立共识。首先是对我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模式、文化发展方向的统一认识,通过深入各族群众广泛开展宣传工作,赢得各族群众对我国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认同,从而将每个民族成员、每个公民都凝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来,在国家发展、民族发展等方面建立共识。其次要建立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统一认识,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兴国之魂,凝结着各族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在各族群众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文化观、历史观,可以引导各族人民统一认识,建立广泛的共识。再次还需要正确处理差异性和共同性的关系,一方面要正视不同民族在经济、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另一方面,需要坚持尊重民族差异而不强化差异,保持民族特性而不强化特性,把各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有机统一起来,从而将各民族命运与中华民族命运紧密联系起来。只有在各族群众中统一认识并广泛建立共识,使各族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才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所讲:“要高举各民族大团结的旗帜,在各民族中牢固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大限度团结依靠各族群众,使每个民族、每个公民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共享祖国繁荣发展的成果。”
总之,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过程中,通过研究法兰西民族的构建及整合经验,为我国提供了相关借鉴及启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离不开国家的主导和各族人民的共同参与,也离不开对中华文化认同的推动、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升以及对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强化。其中,增强中华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三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增强中华文化认同是前提,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条件,最终目的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中华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需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族人民的共同参与下,将各民族的命运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才能实现。因此,通过整合各民族文化形成中华文化,在此基础上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以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终实现从文化整合到意识自发,从而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了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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